唐宋士林之词与建筑意象的

关系探微

语文组  毕涛

唐宋时代，由于填词心态与情感主题的转变，词中建筑意象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宗白华曾说：“原来人类的空间意识，照康德哲学的说法，是直观觉性上的先验格式，用以罗列对象，整顿乾坤。然而我们心理上的空间意识的构成，是靠着感官经验的媒介。我们从视觉、触觉、动觉、体觉，都可以获得空间意识。”¹在笔者看来，人活动在这样一种时空之中，那么主体的情感特征就必然与客体的空间事件紧密地联系，诉诸词中便表现为建筑意象的各体差异。蒋捷《虞美人》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由词中之语，词人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思想递变，内中的情感我们难以揣摩，但“歌楼、客舟、僧庐”的空间转换过程则是词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蒋捷《虞美人》词所表现的时空转换特征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唐宋社会时空意识的一个重要缩影。唐宋词发展的初期，由于受享乐风气的影响，词人多沉溺于声色燕乐的享受之中。歌楼之词及描绘都市繁华的词作多成为文人笔下的典型。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之词多是歌楼之词，如“玉楼明月长相忆”、“画楼相望久”、“画楼音信断”等，皆是以歌楼意象为主的词。宋初柳永也多有红楼之词“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另外还有描绘都市繁华的“东南形胜，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可见这一时期的空间实体显然停留在以“楼、栏、都市建筑”等的意象描绘之上。布洛克说：“诗的独特意义完全来自于它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部分之间的独特结合方式。虽然理解其中每件事物之一般意义时所需要的那种普通经验不可缺少，但它的意义主要还是来自于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²理解了诗词主题与诗作之中个体内容的内质联系，也就明晰了以歌楼、都市建筑意象为主的词作所代表的勃兴初期词的发展态势以及词中建筑意象研究的重要意义。

意象对于诗词作品的表达意义重大，它常作为联系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与外在物象的纽带。苏珊·朗格把这称为“情感符号”，即“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³，由女性的阴柔之词到词人的游历以及士大夫倾向，建筑意象类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像教坊乐工柳永也由歌儿舞女的“歌楼”走向了“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的羁旅行役，由帝都皇城、宫苑名园转向了寻常巷陌；秦观词则由“忍顾鹊桥归路”的柔情似水转向“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的迷茫飘零，冯煦《蒿庵论词》评秦观的转变更是经典：“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⁴

文人词由香闺氛围向社会化的时空意识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也伴随着“唐宋词情思的演变由热情走向沉思、由浪漫走向传统、由模糊走向自觉、由共性走向个性、由爱恋心理走向社会乃至文化观念的过程”⁵，如苏轼词由神话虚幻的“天上宫阙”转向了人间现实的田园乡村，在社会平淡真实的世界感受文化的哲思，当然如辛弃疾、陆游等人则将“低小茅檐”之词换成了报效祖国的“点兵沙场”。这种由社会空间向文化空间的走向，一定程度上由建筑意象见出端倪，也让我们在这些意象的背后深思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真理。

政治多变、国运多舛是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因而在那个特殊的社会里，宋朝文人的经历更显波折。世事喧嚣，人心躁动的年代带给唐宋词人的不仅是经历的波折，还有填词心态的不断士大夫化。针对这种变化，邓乔彬先生明确指出：“词自中唐以来经‘花间’到南唐、再到北宋晏、欧的发展变化，所体现的是从进士文化到宫廷文化（雅与俗）、再到士大夫文化之变。”⁶紧随此变，文人创作的词中建筑意象也随之转变，建筑风格亦由阴柔而逐渐多样化。

士大夫填词追求一种豪放的风格，表达一己的社会忧患意识、道德操守、隐逸思想。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黄州之后，苏轼词风一变，逐渐淡化以往的香艳俗曲。而且在空间设置上，他走出了“红烛昏罗帐”的歌馆氛围，摒弃了“盈盈粉泪”的女性心理，将自己搁置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用登临抒写内心的忧患，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如胡寅《酒边词序》所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之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C} [1]{C} 由空间意象的转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苏轼词风的前后之变。另外还有其《临江仙·夜归临皋》将空间设置于宅外江边，《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身遇雨沙湖道中，哪一则不由空间意象的设置见出作者的情感心理。此外还有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文天祥的“横槊题诗，登楼作赋”等一大批以建筑意象表现词人士大夫情怀递变的词作。

“从社会本质来看，建筑是人在社会中生命与精神的寄托所，建筑本身就是人类生存生活的环境。因此，建筑创造应符合人类的心理需求，从精神上给人以关怀和尊重，给人以温情和真实感，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⁷因而从社会本质的角度出发观察建筑形态，可以肯定建筑就是人类心理、情感的外在表现。

宋代后期的诗词创作更是不拘一格，体现在建筑入词的广泛性上。广大的文人以园林建筑作为写作对象，正在于“园林”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已经成为了一束束耀眼的“光环”，词人常可借以自喻。正所谓“文人园林突出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充分艺术化的居住环境，而且更是文人阶层借以维系、传承和彰显自己政治理念、社会抱负、人格追求等等精神价值的基本方式”⁸，体现了古代文人园林自身所俱备的文化和艺术内涵，便足以彰显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心态。以“园林晴昼春谁主”、“西郭园林，远尘烦”、“江湖春水阔，归梦故园中”的园林之词取代缱绻缠绵的“歌女红楼”、悲苦难诉的“羁旅行役”之词，恰是词人情感与创作心态转变的另一种表现。

因而，选择词中建筑意象作为甄别词创作的前后各异，主要在于“中国古典诗歌讲究言志和抒情，诗人往往不是虚构可然性或必然性的情节来蕴含哲学意味，而是通过意象的筛选和组合来建构心理时空的超越可然性或必然性的直觉性，并且通过直觉来体验着、透露着、或暗示着人情与天道。也就是说，在中国，诗是一种重直觉、重意象的精神体验方式”⁹，古代词人笔下的建筑空间、环境气氛无论是与其心境契合，还是反映其深刻的情感状态，其本质上都是词中之意象。更准确地说，就是种种建筑意象在词中的呈现。

参考文献

1.宗白华 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37

2.布洛克 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79

3.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29

4.（清）周济等 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1

5.杨柏岭 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M].合肥：黄山书社，2007：141

6.邓乔彬 词学廿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05